商君書讀后感。
閱讀完商君書讀后感之后，內心會感到非常充實和滿足。接下來，我們可以將一些新的思考和想法寫在讀后感中。本篇文章是由幼兒教師教育網編輯精心搜集整理而成的，如果您對相關話題有更深入的了解需求，請繼續(xù)閱讀下文！
《商君書》中的重農思想
商鞅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法家。商鞅變法使秦富強?？梢哉f，商鞅為秦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貢獻，為秦的世界統(tǒng)治奠定了基礎。同時，秦朝以法家思想建立的**集權君主制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一些思想內涵對今天的中國仍有很大的影響。
《商君書》是關于商鞅的的重要著作，研讀《商君書》對于了解商鞅和他的思想有重要的作用?！渡叹龝钒ㄕ巍⒔洕?、文化、軍事等方面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思想就是重農思想，《商君書·農戰(zhàn)》指出農業(yè)是“治國之要”，說“民不歸其力于耕，則食屈于內”，《商君書去強》“ 國作壹一歲，十歲強；作壹十歲，百歲強，作壹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
”由此可見發(fā)展農業(yè)的重要性，所以商鞅提倡重農思想。
他的農本思想與對農業(yè)的激勵政策對于富國強兵和后來秦的統(tǒng)一起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為了壯大統(tǒng)治階級的經濟基礎，商鞅提出農戰(zhàn)并重。首先，商鞅認為農業(yè)是人民的衣食，是改善經濟的基礎，是贏得戰(zhàn)爭的物質基礎，是鞏固封建統(tǒng)治的前提。
商鞅提出只有提倡農業(yè)才能使人民富裕。商鞅認為，發(fā)展農業(yè)生產是實現(xiàn)國家富強和世界統(tǒng)一的根本途徑。農業(yè)戰(zhàn)爭思想政策的立足點和出發(fā)點，是商鞅重農思想政策的核心內容。
《商君書》與農業(yè)相關的有《墾令第二》《農戰(zhàn)第三》《算地第六》《立本第十一》《徠民第十五》等篇，其中農業(yè)的思想是貫穿全書的。
開篇的第二就是《墾令》，可見商鞅對農業(yè)的重視度。發(fā)布墾令，促使土地得到最大程度的開墾，提高糧食的產量，富國強兵?！盁o宿治”“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
上壹則信，信則官不敢為邪?！薄盁o以外權任爵與官，**不貴學問，又不賤農?！薄暗摵穸惗唷钡葔疃畻l，最后的落腳點都為“農則草必墾矣”。
根據這20條法令，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行政管理、地方稅收、官方征收、勞動管理、糧食銷售、音樂服裝管理、禁止就業(yè)、取消賓館和礦產資源等
國有，酒肉價格政策，處罰制度，居住制度，軍事管理，稅收政策，糧食運輸制度。
為了發(fā)展農業(yè)，第一步就是加強對官吏的管理，要求官吏要“勤政”，通過勤政使**的官吏沒有時間到老百姓那里去謀取私利，**官吏沒有時間到老百姓那里謀取私利就能保證老百姓利益不受損害，老百姓利益不受損害就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從事農業(yè)生產。并且不要因為外圍的勢力而給人封官授爵，這樣老百姓就不會看重學問，也就不會輕視農業(yè)，就會努力務農而不偷懶。各縣的政策措施必須統(tǒng)一，使提拔的**不能美化自己，免職的**不能掩蓋錯誤，被撤換的**不能改變制度，減少志愿者數量，減輕農民負擔，促進生產發(fā)展。
同時，要改革稅收政策，統(tǒng)一稅收標準，按糧食產量征收土地稅。土地稅標準統(tǒng)一，農民負擔公平，農民熱愛自己的職業(yè)。增加酒肉稅，使賣酒肉的商人減少，農民不能喝酒，大臣不能吃喝太多，浪費政務，國家不能浪費糧食。這些方面都將促進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
為加強對勞動力的管理，商鞅認為，大量閑散人口是破壞農業(yè)的因素之一。要使更多的人力投入農業(yè)，一是按照吃閑飯的人口數目來征收稅賦和攤派徭役，從而使游手好閑的人去務農；二是不準雇工，一方面使得達官貴人的子女不能光吃閑飯而不勞動，另一方面也使傭工沒有什么地方混飯吃，從而使農業(yè)生產的勞動力增加；三是建立固定的居住制度，即老百姓不能擅自搬遷，這樣就可使農民安土重遷、專心務農。商人與農民均不得買賣糧食。
農民不得買糧，那么懶惰的農民就會勤奮耕作；商人不得賣糧，不管在豐年和荒年都無利可得。
這樣，國家的糧食就不會浪費，農民也不會因為糧食走私而四處游蕩。為保證送糧的車輛來去迅速，規(guī)定運送糧食的車既不能受雇于人，也不準雇傭別人，車輛與所載糧食數量必須與車輛登記時相一致。這樣就不會因運糧而影響農業(yè)生產。
如果國家統(tǒng)一管理山、林、湖等資源，討厭種地的人就沒有地方吃。這些人一定會從事農業(yè)工作，使荒地得到開墾，農業(yè)得到發(fā)展。形成農業(yè)發(fā)展的良好氛圍，就是要使農業(yè)更好地發(fā)展。商鞅主張，不讓噪音和奇裝異服在所有縣里流行，讓農民外出打工時看不到奇裝異服，在家休息時聽不到噪音，讓他們精神不懈怠。禁止不利于農業(yè)的奇談怪論的流傳。
取消旅館，奸詐、欺騙、蠱惑農民的人就不能旅行，開旅館的人就不能謀生。他們都會去務農，所以農業(yè)會發(fā)展。通過刑罰懲治打架斗毆、爭吵辯嘴、游手好閑、揮霍錢財、阿諛奉承等五種人。不允許向罪人表達感情、送飯，讓他們不依賴，保證農民不受傷害，促進農業(yè)生產發(fā)展。
以上幾個方面，構成了商鞅農政思想的一個完整體系，這個完整的體系是需要政治“法”來強制人民去執(zhí)行，需要經濟手段去調節(jié)的。商鞅農業(yè)政策的實施需要政治、經濟等政策的配合。我們不能孤立農業(yè)政策和他強調農業(yè)的思想，片面地對待它們。
總的來看，商鞅把農業(yè)提高到治國的主要地位，主張發(fā)展農業(yè)生產，以鞏固封建統(tǒng)治，達到富國強兵。為此，商鞅提出了一系列解決農業(yè)生產個要素問題的措施和主張。土地是農業(yè)生產最基本的前提。只有大規(guī)模的土地復墾，才能保證農業(yè)種植面積，從而提高農業(yè)生產水平，最終增強經濟實力。
勞動者是生產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是農業(yè)生產發(fā)展的根本保證。《商君書·徠民》提到引入勞動者，不準移動遷徙，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勞動者數目，同時促進農業(yè)生產的穩(wěn)定。在當時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歷史條件下，如果人民不愿意從事生產，如果土地資源及時豐富，時土勞的。
所以要提高勞動者積極性，商鞅采取獎勵耕戰(zhàn)的方法，“制土分民”，用官爵的辦法來調動老百姓從事農業(yè)生產的積極性，懲罰那些舍本逐末、荒廢農事的游惰之民。
為了保障農業(yè)的發(fā)展，商鞅還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對包括商業(yè)在內的一些行業(yè)進行約束。致力于做到“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主要表現(xiàn)在廢除舊的土地國有制度，“開阡陌封疆”，發(fā)展土地私有制度，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是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個體小農經濟，使農業(yè)經濟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
商鞅以來，重農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不可否認，商鞅的重農政策是符合時代背景的。當時，世界處于不斷的兼并戰(zhàn)爭和社會動蕩之中。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可能決定一個國家的生存。
較高的農業(yè)生產水平直接體現(xiàn)了國家的經濟水平。良好的農業(yè)生產可以提供充足的糧食，供應征戰(zhàn)儲備。同時農民定居于一個地方又可以為戰(zhàn)爭提供兵力。
商鞅改革擴大了耕地面積，改善了生產技術，促進了糧食生產，為秦戰(zhàn)爭的勝利和世界的統(tǒng)一打下了物質基礎。后來，重視農業(yè)的思想得到了改進和推廣，對中國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但重農抑商的政策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貴族的利益。
《商君書·墾令》 “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于食。”“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可以看出其實為了發(fā)展農業(yè)是觸動到了貴族階級的利益的，這也引起了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促使國家的動蕩加重。
包括《商君書》中“去強”的原則，這必然會遭遇前所未有的變革壓力。我們知道，商鞅到處樹敵，最后死了五匹馬。
但回想商鞅變法的整個過程，重農思想也只是為了國家的強大的考慮的。他站在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上，并沒有從人民本身出發(fā)，帶有局限性。為了發(fā)展農業(yè)，頒布的法令很少被農民自己考慮。
它將對農民實行固定的管理，限制自由，大大增加了農民的重大農業(yè)任務負擔。同時，各種獎懲措施也相當嚴格。人們?yōu)榱诉_到獎懲的標準，往往忽視了人的倫理道德，加劇了社會成員之間的冷漠。社會高度重視功利和自身利益，社會和諧被打破，國內團結受到影響，人民反抗起義，社會不穩(wěn)定，國家衰落加速。
“尚農除末”，嚴厲打擊商業(yè)和手工業(yè)，這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后來近代中落后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原因。這種極端的重視生產效率的做法，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大躍進”也是看以看見影子的。當時，為了提高生產力，動員全社會成員參與煉鋼，重視農業(yè)生產，急功近利的迫切需要使中國經濟倒退。
《商君書》的重農思想的提出和實施是商鞅變法的一大亮點，這一抹亮光從兩千多年前至今一直有著其閃亮點。在當時，重農思想就是為統(tǒng)治者王權國家服務，它本身就帶有局限性。雖然在當時起到了作用，帶領秦大一統(tǒng)，但是確實是加深了人民的重擔，加大了社會的矛盾。
而要讓重農思想發(fā)揮正能量，必須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真正做到重視農民的利益，重視人民利益，改革與時代不相適應的地方，讓某些好的理念煥發(fā)新的光彩。
半年前在網上看到一個學者講《商君書》的，說《商君書》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讀，引起我的極大的興趣。。。最近在網上下載一個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確實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國強民弱，國弱民強的觀點。開始讓我很迷惑不解。
仔細想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當一個國家的財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時候，民眾就拿的少一點。當民眾財務上不自由的時候，談什么理想，談什么抱負都是瞎扯淡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讓你一直窮下去，你就一直獨善其身。反觀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腳來投票。這個國家不想待了，我去別的國家。富人都是能力強的人，一旦他們走了，這就是《商君書》上所謂的去強，當有能力的人都走了，這個國家就會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統(tǒng)治。
《商君書》上強調一個國家要強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隸?？催^《商君書》，你就會對中國種種的現(xiàn)象有很好的解釋。
又在網上看見所謂品人專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帶民族偏見，應當承認康熙雍正強于明朝皇帝，還道歷代帝王就屬明代最差。事實果真如此嗎？若明朝的皇帝個個昏暴懶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來何以維持近三百年之久？
嘉靖數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駕馭群臣，穩(wěn)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僅次于萬歷？論到康熙雍正的勤政愛民，明太祖八天內批閱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親歷親為，又**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藝術，人盡其用才是棋高一招。
勤奮放在個人奮斗也許是美德，可用于帝王身上則是政體不健全導致帝王必須親歷親為的敗筆。真正偉大的皇帝，如劉邦，可以是流氓，但只要他有非凡的凝聚力，他就可以利用世界上所有的人才，這才是真正的皇帝。
此位專家還頗為喜愛賣弄學識，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個殘忍濫殺，針對百姓的惡名。商君的確是主張用權術統(tǒng)馭百姓鞏固政權(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稱平。上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可是統(tǒng)馭百姓不等于反對百姓；鞏固政權也不等于犧牲人民，權術更不等同陰謀，這個邏輯關系一定要理清楚。
整本書中，商君都在討論如何富國強民，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其初衷是為了盤剝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壓迫榨取為目的。有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商鞅是個一生“盡公不顧私，極心不二慮”的人。
在他的心里，強國和利民是統(tǒng)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無二致地齊心努力。
商鞅或許是把人心簡單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來就為追名逐利，并無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他對于名利的論述甚為詳盡：
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
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
故曰名利之所湊，**道之。
一個個人民在商鞅嚴重儼然變成了一臺臺機器，只會按照大自然為他們編寫好的程序，也就是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溫飽解決了就追逐名利的復制品。因為他總結了人性的樸素，商鞅主張用權力獎懲來調節(jié)人們單純的喜怒哀樂，使之無一例外地成為忠于國家的助推器。
如此實用主義的論斷自然招致非議。商君此論，將詩書禮樂，天道人倫至于何地？人與野獸何異？
但請仔細想想。如果你身邊的事情不足以參考，那就以史為鑒，好好照顧它們。當人類，特別是一些特立獨行的人，被湮沒在人海中，他們是如何跳出追逐名利的怪圈的？談到法律系統(tǒng)，憤世嫉俗一點我甚至能說，法律，尤其是過于寬松的法律，不是給予善類保護，也不是給予惡類警示，而是給予惡類或企圖作惡的人類一個公式計算自己如何能通過卑劣行徑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邊的例子不勝枚舉，路上的司機有幾個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開到多少時速而不被交警攔截？
人類在作為一個整體接受評判的時候，為溫飽等基本問題困擾的時候，溫飽解決之后思索淫欲的時候，享有榮華富貴卻貪心不足的時候，在太多太多的時候千萬不要高估了自己，我們就是商鞅筆下的千篇一律。
拋開大眾定律不談，特殊如千古贊頌的人物就能逃脫追名逐利的本性嗎？未必。讀明史認識了方孝儒，那個死忠為國，大義凜然，寧死不屈的形象，那個寧可被誅十族也拒絕低下高貴頭顱的人物，我想沒有人會不為之動容。
我們唏噓于方孝儒的堅貞不移和永樂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誅殺女眷無外充官?？墒钱斘覀儼逊较壬诺剿诘臍v史環(huán)境來看，貫穿他的一生聯(lián)系各類事實來看，卻又能得出另一種結論。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聲稱的那樣，因為歷史證明朱棣是一個比朱允炆稱職百倍的皇帝。
此種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節(jié)節(jié)勝利的時候，方先生正在深宮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復古，研究更改官名，應戰(zhàn)不力加上識人不明，此其二過。
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時，方先生竟說出誅十族亦何懼的賭氣之言，無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門生的性命，所為何來？還是名聲。名聲他終究是得到了，直到現(xiàn)在人們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喪命的親友家眷呢，卻是永遠地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了。
書生誤國，看來這句話并非空穴來風。
想起了建文帝，不知南京城破之時其心境是否與李后主同地異時的心境有著相似之處，附上后主破陣子一首：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沉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離別歌垂淚對宮娥
《商君書》“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國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現(xiàn)了以商鞅為代表的變法進取思想和以甘龍和杜摯為代表的墨守成規(guī)思想之間的斗爭，揭示了君主的治國之道，即欲治理好國家，必須順應歷史潮流，積極變法更禮。
探索《商君書》更法思想，把握中國更法思想發(fā)展的歷史邏輯性，挖掘中國更法思想的深厚土壤，尋求更法的內在規(guī)律，從中吸取營養(yǎng)促進中國當代的立法建設。
秦孝公繼位后，在與大臣們討論改革的過程中，他首先提出了改革的目的和關注點，更有禮貌。《更法篇》曰：“代立不忘社稽，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這就是說，立國的基本條件是治國育民。立國之道，根本在于變法，更為禮貌。變法就是改變舊時法律，制定適合時代要求的新法律制度。
更禮就是更改舊有倫理道德，使之適合君王“使民”的要求。變法更禮的實質就是要“因時制宜，役民以法”，以達到國家富強，百姓得益的最終目的。
秦孝公曾擔心老百姓對變法更禮有非意，因而對是否實施變法更禮猶豫不決。商鞅勸道：“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在商鞅看來，不下決心，就一事無成。只要變法是為了國家富強，更禮能使百姓得益，就應當機立斷實施變法更禮，遲疑和猶豫只能錯失良機。
商鞅還認為謀劃治國方略非得圣賢聰明之人不行，變法更禮更離不開具有遠見卓識的有識之士。商鞅引用俗語說：“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商鞅主張變法更禮必須具備主體條件，即變法者是圣賢聰明的君王。君王應當順應歷史潮流果斷變法更禮，同時教化百姓守法循禮。
與秦孝公和商鞅的變法更禮主張針鋒相對的甘龍堅決主張沿襲秦國的舊有法度禮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安。
今如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在甘龍看來，圣賢聰明的君主不應變法更禮，因為根據舊有法度治理國家，依照先秦民俗教化百姓，容易使官吏習慣，百姓安寧，如變法更禮，恐天下人非議。杜摯從功利角度也反對變法更禮：
“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五邪”。在杜摯看來，如果不能充分地滿足百姓的利益就不應變更舊法，沒有足夠的功效就不可改換禮制。
這種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變法更禮不可隨心所欲。法律的特性不是求變，而是求適合和穩(wěn)定，只要對社會的發(fā)展仍能發(fā)揮規(guī)范的正能量作用，就要維持它。
商鞅對杜摯的觀點予以反駁，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變法原因，揭示了法律與社會發(fā)展關系的內在規(guī)律。他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義、神農，教而不誅；皇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
制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在商鞅看來，前代法度和教化各不相同，無從效仿；各帝王的禮制也各不重復，無法遵循。古時各代均是適應時勢需要，依據社會客觀情況而創(chuàng)立新法度和制定禮制。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只要對國家的鞏固和發(fā)展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
商湯、周不遵循古法卻走向興盛，殷紂、夏桀不改變舊禮制卻引致滅亡。反對古制未必應該受到非議，遵循舊禮并不值得贊美。秦孝公最終被商鞅的更法思想說服，頒布了開墾荒地的“懇草”法令，開始了他變法更禮的治國舉措。
在秦孝公及商鞅以變法更禮為核心的治國思想體系中，維護君主權威是目的，注重變法更禮是工具，關注民意是“役使”百姓手段，從根本上說有其落后和不科學之處。但如果挖掘為國家富強而順應時事變法更禮和關注百姓意愿這一理念和思想本身的當代意義，卻對我國完善修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現(xiàn)代國家建設和治理不僅需要維**制權威，還要適時修法，修法更得順應國情民意形成制度化，最終達到法律和民意和諧統(tǒng)一。
先秦只有法家實現(xiàn)了其學說主張，對**的亂世進行了強有力的改革，十分有針對性，而且對后世政治影響深遠，也是唯一對后世政體有用處的思想。而在戰(zhàn)國各國的變法潮流中，只有商鞅變法是最成功的，商鞅之法在秦國實行了二十余年，秦國“兵革強大，諸侯畏懼”，但也正因為商鞅之嚴刑峻法，治標強而有效，但不治本，在歷史上商鞅也落下了個“作法自斃”的難聽嘲諷。最典型的“史家絕唱、無韻離騷”《史記》的太史公曰：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fā)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個人覺得司馬遷的評論這才叫刻薄，別忘了司馬遷正是受害于漢所沿秦代之法“宮刑”才憤而著書，每每思及身受宮刑，他自己說“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秦法誰炮制的？商鞅。
他能對商鞅有好評價嗎？鄙人還認為，以道德來指責或評***人物是膚淺的行為，謀略和學說本身無善惡，運用到國家政治中不可簡單以道德來評價。
商鞅的思想在當時非?？少F，主要總結為如下幾點：
一、“圣人不法古，法古則后于世”(《商君書開塞》)的先進的發(fā)展變化的歷史觀。商鞅很犀利大膽的認識到現(xiàn)實社會的出路不在于法古，而在于變法更禮；他亦認識到每一朝代都各具其時代的政治特點，這些特點主要的決定于當時歷史條件；
二、人性功利論
商鞅認為人的一生就是在好利的本性支配下，追逐名利的一生。“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庇捎诶?，儒家所提倡的禮儀對人的行為不起任何約束作用：
“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鞅以人性功利論為富國強兵的國策提供了指導思想，所以后人多簡單粗暴的評論其為功利主義。商鞅對人性的理解，歷來見仁見智，我個人傾向是比較認同的，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雙刃之“法”
在法家諸多流派中，商鞅以重視法律而獨成一家。雖也談術與勢，但其法制理論更為細密。其提出的主要作用：
“法能定分”(《商君書定分》)，以立法明分，即人與人之間的財產分界，而反對以私害法，秦法對私斗處分是極嚴極重的；“法能勝民”(《說民》篇)商鞅明確提出法律是君主權柄(權制斷于君)，主要功能就是強制民眾和鎮(zhèn)壓民眾。商鞅僅僅把民眾看為是肉豬一樣的統(tǒng)治對象，并建議“焚詩書”，采取“偶語者棄市、謗者族”的高壓苛法，也為秦朝埋下了禍根。后世韓非發(fā)展完善為“禁心、禁言、禁事”直接執(zhí)行徹底愚民，剝奪言論自由；“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為秦始皇焚書提供了理論指導。
商鞅的苛法，來自于他對人民道德品質的最惡打算，他認為所有的人民都是奸民，君主應當充分認識民眾奸猾的本性“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而強”，有了這樣的想法，他在秦國推行了“輕罪重罰”的主張?！叭ゼ橹?，莫深于嚴刑”，以殺止殺，以暴止暴，這樣的施政手段，一旦君主智蒙，必然不可避免的出現(xiàn)**酷刑、民無寧日的悲慘局面。然后，后來發(fā)生的事我們都知道了。
四、耕戰(zhàn)之策
獎勵、以法保障耕與戰(zhàn)，其主張接近殘酷，但就當時環(huán)境來說也是解決**，走向一統(tǒng)的最可行措施。這個就不多說了~
綜上所述，商鞅的法治在先秦很有典型性，他提出的“刑無等級、一斷于法”的主張，在當時的思想家中領先歷史一步。最后他的以身殉法，在思想史中留下了一個觸目驚心的痕跡。無論你是否贊同他的政治主張，但是不可否認，于自己的學說，他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殉道者；于自己的君主，他是一個大無畏的喋血忠臣，于自己的時代，他更是一個敢作敢為的英雄，值得敬佩。
《商君書》“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國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現(xiàn)了以商鞅為代表的變法進取思想和以甘龍和杜摯為代表的墨守成規(guī)思想之間的斗爭，揭示了君主的治國之道，即欲治理好國家，必須順應歷史潮流，積極變法更禮。
探索《商君書》更法思想，把握中國更法思想發(fā)展的歷史邏輯性，挖掘中國更法思想的深厚土壤，尋求更法的內在規(guī)律，從中吸取營養(yǎng)促進中國當代的立法建設。
秦孝公繼位后，在與其大臣討論更法的過程中，首先提出變法更禮的目的及顧慮。《更法篇》曰：“代立不忘社稽，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這里是說，立國的基本條件是治理國家和教化百姓，變法更禮是立國的根本途徑。變法就是改變舊時法律，制定適合時代要求的新法律制度。更禮就是更改舊有倫理道德，使之適合君王“使民”的要求。變法更禮的實質就是要“因時制宜，役民以法”，以達到國家富強，百姓得益的最終目的。
秦孝公曾擔心老百姓對變法更禮有非意，因而對是否實施變法更禮猶豫不決。商鞅勸道：“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在商鞅看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終將一事無成。只要變法是為了國家富強，更禮能使百姓得益，就應當機立斷實施變法更禮，遲疑和猶豫只能錯失良機。商鞅還認為謀劃治國方略非得圣賢聰明之人不行，變法更禮更離不開具有遠見卓識的有識之士。商鞅引用俗語說：“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鄙眺敝鲝堊兎ǜY必須具備主體條件，即變法者是圣賢聰明的君王。君王應當順應歷史潮流果斷變法更禮，同時教化百姓守法循禮。
在傳統(tǒng)中國，法和禮都是強制性行為規(guī)范。法律是統(tǒng)治國家的規(guī)范，禮制是奴役百姓的規(guī)矩，實際上都起著法律作用。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用來愛護老百姓，禮制的重要功效在于方便辦事。只要能使國家富強，老百姓得益，就不必沿用舊時法度，也不必遵循以往禮制。變法和更禮實質上可以歸結為更法，但就更禮來說，更法當然也要顧及到百姓對更法的意愿。這種法律與道德并舉，役民與顧民共慮，是既上體現(xiàn)一種“依法治國”統(tǒng)一法律理念的傳統(tǒng)。 ,這種理念初步揭示了變法與治國的內在邏輯關系，奠定了中國更法思想產生、演變和發(fā)展的深厚土壤，是商鞅變法更禮思想的“亮點”。
與秦孝公和商鞅的變法更禮主張針鋒相對的甘龍堅決主張沿襲秦國的舊有法度禮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如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在甘龍看來，圣賢聰明的君主不應變法更禮，因為根據舊有法度治理國家，依照先秦民俗教化百姓，容易使官吏習慣，百姓安寧，如變法更禮，恐天下人非議。杜摯從功利角度也反對變法更禮：“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五邪”。在杜摯看來，如果不能充分地滿足百姓的利益就不應變更舊法，沒有足夠的功效就不可改換禮制。這種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變法更禮不可隨心所欲。法律的特性不是求變，而是求適合和穩(wěn)定，只要對社會的發(fā)展仍能發(fā)揮規(guī)范的正能量作用，就要維持它。
商鞅對杜摯的觀點予以反駁，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變法原因，揭示了法律與社會發(fā)展關系的內在規(guī)律。他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義、神農，教而不誅；皇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制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在商鞅看來，前代法度和教化各不相同，無從效仿；各帝王的禮制也各不重復，無法遵循。古時各代均是適應時勢需要，依據社會客觀情況而創(chuàng)立新法度和制定禮制。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只要對國家的鞏固和發(fā)展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湯、周不遵循古法卻走向興盛，殷紂、夏桀不改變舊禮制卻引致滅亡。反對古制未必應該受到非議，遵循舊禮并不值得贊美。秦孝公最終被商鞅的更法思想說服，頒布了開墾荒地的“懇草”法令，開始了他變法更禮的治國舉措。
在秦孝公及商鞅以變法更禮為核心的治國思想體系中，維護君主權威是目的，注重變法更禮是工具，關注民意是“役使”百姓手段，從根本上說有其落后和不科學之處。但如果挖掘為國家富強而順應時事變法更禮和關注百姓意愿這一理念和思想本身的當代意義，卻對我國完善修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現(xiàn)代國家建設和治理不僅需要維護法制權威，還要適時修法，修法更得順應國情民意形成制度化，最終達到法律和民意和諧統(tǒng)一。
《商君書》絕對是神器，絕對值得細讀，我發(fā)現(xiàn)一個秘密，毛澤東的絕大部分行為和運動都可以從《商君書》找到影子，我猜中國封建時代絕大部分有作為的皇帝都讀過這本書，并且是非常秘密地去讀(即夜讀)！
這本書配合《韓非子》和《慎子》來讀，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領悟，好好研讀吧，治國治民和做生意賺錢的原理其實是一脈相通的，《商君書》里面的好多思想都可以應用于商業(yè)經營中，假如能吸取其精華用之，會非常的不得了。
《商君書》雖然是神器，但也并非沒有缺點，關鍵在于讀書的人如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要因為《商君書》是神器而全盤吸收，也不要因為《商君書》思想的局限性而全盤否定，這正于古人所言浩蕩長江水，我只取一瓢飲；思想本身是無罪的，關鍵在于讀書的人如何運用如何吸取精華。好好讀吧，只要吸取《商君書》中哪怕只有幾個精華思想并且矢志不渝的用之實踐，用于企業(yè)管理與商業(yè)經營，可以幫助個人致富發(fā)財；用于政治改革和社會治理，可以實現(xiàn)富國強兵。
最后再重申一遍：盡信書不如無書，一個人讀書人在讀書的過程中必須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的價值觀和獨立思考去辯證地看待書中的思想，對自己有用就吸其精華，與自己價值觀相悖的就去其糟粕，這樣會更好。
又在網上看見所謂品人專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帶民族偏見，應當承認康熙雍正強于明朝皇帝，還道歷代帝王就屬明代最差，事實果真如此嗎？若明朝的皇帝個個昏暴懶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來何以維持近三百年之久？嘉靖數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駕馭群臣，穩(wěn)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僅次于萬歷？論到康熙雍正的勤政愛民，明太祖八天內批閱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親歷親為，又哪里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藝術，人盡其用才是棋高一招。勤奮放在個人奮斗也許是美德，可用于帝王身上則是政體不健全導致帝王必須親歷親為的敗筆。真正偉大的帝王，如劉邦，自身可以是流氓草包一個，但只要具備超凡的凝聚力，卻能網羅天下英才盡數為之所用，這才是真帝王。
此位專家還頗為喜愛賣弄學識，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個殘忍濫殺，針對百姓的惡名。商君的確是主張用權術統(tǒng)馭百姓鞏固政權(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稱平。上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可是統(tǒng)馭百姓不等于反對百姓；鞏固政權也不等于犧牲人民，權術更不等同陰謀，這個邏輯關系一定要理清楚。貫穿全書，商君都在論述如何富強國家造福百姓，這就是很好的證明。當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其初衷是為了盤剝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壓迫榨取為目的。有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商鞅是個一生“盡公不顧私，極心不二慮”的人。在他的心里，強國和利民是統(tǒng)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無二致地齊心努力。
商鞅或許是把人心簡單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來就為追名逐利，并無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他對于名利的論述甚為詳盡：
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一個個人民在商鞅嚴重儼然變成了一臺臺機器，只會按照大自然為他們編寫好的程序，也就是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溫飽解決了就追逐名利的復制品。因為總結出人性的簡單，商鞅主張用權術賞罰來調控人心的簡單喜怒志欲，使其無一例外地變成忠心為國的助推器。
如此實用主義的論斷自然招致非議。商君此論，將詩書禮樂，天道人倫至于何地？人與野獸何異？可是請仔細想想，身邊的事情不夠參考就以史為鑒好好照照，人類，尤其是當個別特立獨行的人類湮沒于滾滾人海之中時，何曾跳出過追逐名利的循環(huán)？談到法律系統(tǒng)，憤世嫉俗一點我甚至能說，法律，尤其是過于寬松的法律，不是給予善類保護，也不是給予惡類警示，而是給予惡類或企圖作惡的人類一個公式計算自己如何能通過卑劣行徑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邊的例子不勝枚舉，路上的司機有幾個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開到多少時速而不被交警攔截？人類在作為一個整體接受評判的時候，為溫飽等基本問題困擾的時候，溫飽解決之后思索淫欲的時候，享有榮華富貴卻貪心不足的時候，在太多太多的時候千萬不要高估了自己，我們就是商鞅筆下的千篇一律。
拋開大眾定律不談，特殊如千古贊頌的人物就能逃脫追名逐利的本性嗎？未必。讀明史認識了方孝儒，那個死忠為國，大義凜然，寧死不屈的形象，那個寧可被誅十族也拒絕低下高貴頭顱的人物，我想沒有人會不為之動容。我們唏噓于方孝儒的堅貞不移和永樂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誅殺女眷無外充官?？墒钱斘覀儼逊较壬诺剿诘臍v史環(huán)境來看，貫穿他的一生聯(lián)系各類事實來看，卻又能得出另一種結論。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聲稱的那樣，因為歷史證明朱棣是一個比朱允炆稱職百倍的皇帝。此種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節(jié)節(jié)勝利的時候，方先生正在深宮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復古，研究更改官名，應戰(zhàn)不力加上識人不明，此其二過。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時，方先生竟說出誅十族亦何懼的賭氣之言，無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門生的性命，所為何來？還是名聲。名聲他終究是得到了，直到現(xiàn)在人們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喪命的親友家眷呢，卻是永遠地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了。
書生誤國，看來這句話并非空穴來風。
《商君書更法第一》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秦孝公想要變法，征求身邊臣子的意見。大夫甘龍和杜摯表示反對，認為官吏和人民都習慣舊法，應依據舊法治理國家。而商鞅則極力支持變法，他認為法律與政策應該與時俱進，符合時代的需要，而不能一味效法古人。秦孝公對于商鞅的說法大為贊賞，決定變法。依據《史記》，新法組織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實行連坐政策，爵位、俸祿都依軍功大小而定，獎勵耕織生產。法令實行十年，秦國人民十分高興。路上不會拾取別人的遺物，山中沒有盜賊，家家富裕。人民勇于替公家作戰(zhàn)，而厭惡私人打斗，治安情況有很大好轉。變法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商鞅與秦孝公的討論反映了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這種思想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驗證。莊子認為，萬物的量是沒有窮盡的，時序是沒有止期的，得失是沒有一定的，事物的終結和起始也沒有定因。因此，世上萬物都具有局限性，既不存在絕對正確的事物，也不存在絕對錯誤的事物。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否，是由時間、空間等多方面因素決定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受限于時間、空間、歷史條件。韓非在《五蠹》一章中寫道：刑法不過是結合當時人情風俗行事。所以政事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措施也要適合已經變化了的政事。說明的也是這個道理。
有很多實例可以表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非常重要。減灶與增灶，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卻都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將領能夠結合具體情況、利用敵人的性格特點。戰(zhàn)國時魏將龐涓率兵攻打韓國，齊王派孫臏抵抗龐涓。孫臏利用龐涓的驕傲自大，采用減灶法來麻痹他 。孫臏進入魏國領土后，最初建十萬個爐灶，第二次建五萬個爐灶，第三次建兩萬個爐灶。致使龐涓以為齊國軍隊潰散，率兵追趕，最終中了圈套，被孫臏打敗。三國時期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峙，計劃退兵，又擔心司馬懿追趕。他利用司馬懿謹慎多疑，采用增灶法讓司馬懿產生疑慮。 命令道：營內一千兵，首日掘兩千灶，次日掘三千灶每日退軍，增灶而行。致使司馬懿誤認為蜀軍表面退兵，實際在暗中添兵，因此不敢發(fā)動攻擊，諸葛亮得以安全退軍。由此可見，結合具體情況靈活制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國農民平白無故在樹下?lián)斓揭恢蛔菜赖耐米?，就放棄農活，等在樹下，希望再撿到兔子，但他沒有如愿。他不懂得變通、一味因循守舊，是注定要失敗的。
盡管《商君書更法第一》中講述的事件離我們已經很久遠了，但是其中商鞅倡導的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對于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現(xiàn)實意義。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現(xiàn)在許多中國人都在提倡學習美國，但是美國與中國存在著歷史、社會背景、發(fā)展狀況等各方面的差異，適用于美國的政策未必全部適用于中國。只有對于中國的境況進行透徹的了解與分析，才能制定出最適合中國發(fā)展的政策。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如今社會競爭壓力大，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一技之長。有一些家長看到別人孩子學什么就讓自己孩子學什么，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一個孩子都具有獨特的天賦，家長應該根據自己孩子的天賦，尋找到適合他學習的東西。一味的順應大流，對于孩子的發(fā)展是沒有裨益的。
從學習的角度來說，學生的特長與弱點各不相同。有的人適合學文科，有的人適合學理科；有的人適合學代數，有的人適合學幾何；有的人適合死記硬背，有的人適合理解性背誦；有的人適合在早晨學習，有的人適合在晚上學習。每名學生應該結合自身情況，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科目和學習方法。
總而言之，當今是一個技術進步快、環(huán)境變化大的時代，認真領會《商君書更法第一》中闡述的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對于我們的工作與生活都大有裨益。
人類社會發(fā)展根本在于科學技術的提升，而科技的提升也不僅僅只是科技提升而已。人類想要通過科技發(fā)展來發(fā)展人類社會，同時要需要各方各面的配合，甚至在通過一個方面的配合的情況下令科技提升的同時提升這個方面的發(fā)展，以至于達到科技發(fā)展和這個方面發(fā)展的、螺旋發(fā)展上升連鎖良性發(fā)展模式，所以說社會發(fā)展其實是一個包含科技發(fā)展在內的多方面螺旋發(fā)展模式。而人類的社會發(fā)展而主要有科技發(fā)展、勞動經濟、生活空間的物質發(fā)展，和思想主義、階級劃分、社會制度的精神發(fā)展的這么六大發(fā)展方面。
其中三大物質發(fā)展具有不可抗力的前進性，而精神發(fā)展才是人類主要促進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源動力，尤其是社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促使我們人類真正前進的最主要的根本。
中國在伏羲部落入主中原與女媧部落結成華夏之祖后，中國華夏人便一直著力建設完善的社會制度來發(fā)展好自己的生活。就在堯、舜、禹建立了初步的道德規(guī)范、法律法規(guī)、社會制度后，中國才在夏建立的國家下真正開始大發(fā)展。直到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時期，中國各種思想才完成了第一次厚積薄發(fā)的躍進。
而《商君書》就是在春秋戰(zhàn)國這樣一個思想活躍的氛圍中，出現(xiàn)的中國第一部社會制度的奠基之書。
在《商君書》中通過社會關系和問題的各種現(xiàn)象、與商鞅對這些事情的理解，創(chuàng)造出了商鞅系的社會制度體系——君主郡縣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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